今天是个交际社会，开放型，故你每天都会与各色人等打交道。大多时候还不是为了合作，只是为了便于生存。比如你去超市买个东西，或者托人捎带个东西。

我们这些年被欺骗搞怕了，痛苦到怀疑一切有价值东西的真伪。看到五花八门的诈术，会觉得这个社会开始可笑。家长、学校开始教育孩子如何不能信任陌生人；电视台已把社会骗术做成栏目，日日翻新；更可气的是，每个人酒后茶余的谈资净是如何防范“杀熟”。

忠诚曾是中华民族最为推崇的品质，无论主子如何，忠诚第一。历史上受尽威逼利诱而永不变节的文天祥，以一颗水晶一般的赤诚之心，让今人看来都有一点儿不可理喻坚定，书写了忠诚的最高境界。下令处死文天祥的忽必烈在他赴刑之后，曾感慨长叹：我身边怎么没有这样忠诚的人啊！

我们当然希望社会的忠诚度让人满意，在猜忌中生活苦不堪言。但不幸，我们今天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不可充分相信的环境之中。我们的文化渐渐宽恕了变节，对经典的叛徒也采用了谐谑的态度：“叛徒，你神气什么？！”

变节文化和忠诚文化很难共生共存。变节文化给社会带来的消耗极大，非常不利于商业社会的竞争。当一个以变节文化为首的集团与一个以忠诚文化为首的集团交恶，胜败一目了然。

我真是不明白我们民族从哪一天起开始不在乎忠诚。我小时候和同学一块淘气，打碎教室玻璃，老师在久问不得的情况下，把我拉至一边，郑重地说：“你告诉老师谁打碎的玻璃，老师在品德榜上给你插上一面小红旗！”

 忠诚是一种民族态度。

    当小孩子打碎玻璃以后，阅历丰富的成年人面对缄默不语的稚童，首先想到的是占上风；当得不到满意的答案时，杀手锏就是鼓励变节。孩子们出于本能，站在一边，老师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另一边，以成本最低的方式以期获得最高效益。这跟大义灭亲不在一个道德层面。

    举一个例子。日本在战后经济迅速发展，家族企业起了巨大作用。经济发展初期，偷漏税是普遍现象，各国均如是。当时的日本政府为了打击此现象，实行举报有奖制度。于是，夫妻反目，兄弟相向，一时间社会乌烟瘴气。一个日本议员为此提出一个著名议案：国家因此多收的税收是否抵得过一个民族的道德沦丧？！

    历史上总有哲人站得高于常人，总有人把道德看得比金钱重要。当这个议案获准通过时，日本民族才深深感到这一脚刹车有多重。

    我们可以站得高一些，理应站得高一些，再来看我们自己的行为。

    我们提倡一种善意的谎言，我们宽容一种无奈的谎言；我们今天对谎言的习以为常，已导致当事人大胆地说出“我很傻很天真”，“我是想替银行保管那些钱”。

    谎言说到这份上已不是这两个人的事了，已经染上了一种流行文化病：谎言尽管说，谎言尽管听。

    让谎言绝迹就不是人类了，让谎言感到羞耻是人类文明的起码。